高莽
巴金一生都與列夫托爾斯泰（1828-1910）維系著精神的交往。他研究這位俄羅斯偉大文學家的生平，傾心閱讀他的小說，撰寫他的傳記，幾十年間多次在文章中回憶他閱讀《復活》時心靈所經受的震撼。
早在1921年巴金17歲時，在自己的家里與朋友們辦了一周刊，名為《平民之聲》，從第四期起該刊便開始連載他寫的《托爾斯泰的生平和學說》。
1928年巴金在巴黎時，應胡愈之之邀為《東方雜志》紀念托爾斯泰百年誕辰譯了一篇贊頌這位俄羅斯文豪的文章。該文選自法國作家巴比塞主編的《世界》雜志，作者托洛茨基。
1931年4月巴金發表《家》時，在總序中開頭便寫道：
“幾年前我流著眼淚讀完托爾斯泰的小說《復活》，曾經在扉頁上寫了一句話：‘生活本身就是一個悲劇’。接著他對這句話又予以否定說：‘事實并不是這樣。生活并不是悲劇。它是一場‘搏斗’。”否定中展示了巴金當時的思想的演變。這種演變貫穿了巴金的全部創作。
1935年巴金住在日本東京中華青年會宿舍里，有時間讀書。他當時讀了幾本關于列夫托爾斯泰的傳記。他說“對老人寫《復活》的經過情況很感興趣，保留著深刻的印象。”過了五十年，他還清清楚楚記得書中的一些情節。
1984年巴金在東京舉行的第47屆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中，談到：“在許多前輩作家的杰作中，我看到一種為任何黑暗勢力所摧毀不了的愛的力量，它永遠鼓舞讀者團結、奮斗，創造美好的生活。我牢記托爾斯泰的名言：‘凡是使人類團結的東西都是善良的、美好的，凡是使人類分離的東西都是惡的丑的’。”托爾斯泰的道德力量影響著巴金，他的寫作方式也教育著巴金。
巴金在一篇提到“啟發”對作家的作用時，便用托爾斯泰為例子作了說明。托爾斯泰已經寫出了《戰爭與和平》，可是寫下一步長篇時卻不知應當怎樣開頭。有一天托爾斯泰隨便翻閱普希金的《別爾金的小說集》，看到某一章的第一句：“在節日的前夕客人們開始到了。”這句話立刻啟發了托爾斯泰，他大聲說：“真好。就應當這樣開頭。”于是托爾斯泰回到書房，坐下來寫了《安娜卡列尼娜》的頭一句。
巴金還提到過《戰爭與和平》中的錯誤。他說托爾斯泰在小說中“有時把時間弄錯了”，可是一直到現在也沒有人去改正這些“錯誤”，而且偉大的作品也并不因此減色。
1985年，巴金81歲，老人有一天在《讀者良友》雜志（第二卷一期）上讀到一篇《再認識托爾斯泰》的文章。作者以揭示托爾斯泰私生活秘密為名，實際上是在偉大死者的臉上抹黑，說托爾斯泰是“俄羅斯的西門慶”，說他的“道德”、“文章”“應該身首異處，一分為二”，說他“一向就是個酒色財氣三及第的浪子……甚至說他有什么‘小白臉男妾’……”巴金讀后異常氣憤，覺得這活脫脫是浩劫中造反派的腔調。他認為必須予以反駁，維護大文豪的尊嚴。
巴金理解托翁為矛盾的思想所苦，知道他與妻子與信徒們的關系的復雜性，看到他晚年如何否定藝術，但他堅持地認為托爾斯泰是“世界上最真誠的人”，說“他從未隱瞞自己的過去。”托爾斯泰年輕時候確實過著放蕩的貴族生活，但是“作為作家，他嚴肅地探索人生、追求真理，不休地跟自己的各種欲念作斗爭。”
巴金認為托爾斯泰“力求做到言行一致，照他所宣傳的去行動，按照他的主張生活”。為了這個目標，他奮斗了幾十年。
巴金認為托爾斯泰為了消除矛盾走向了極端，甚至認為藝術是一種罪惡，寫小說不如給農村孩子寫課本。托翁晚年不再寫作，把精力花費在種地、修爐灶、作木工、作皮靴等等上面。他捐贈了稿費，放棄了版權……這一切都使妻子無法理解，因此他們夫婦間的隔膜越來越深，分歧越來越大。
托翁82歲離家出走，病死在阿斯達波沃車站上。
巴金說“我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，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，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的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。”可是巴金認為自己也在追求托翁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：“說真話，做到言行一致。”
《光明日報》2003年11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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