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邦和
我們說建立民族的信仰。然而信仰不是憑空產生的，要有民族傳
統文化做它的基礎。熊十力是中國當代新儒家思想的奠基者，他的信
仰當是民族的信仰，而其信仰的根底來自中國的傳統。
他自述較早從王船山思想處獲得信仰建立的啟示：
“乃忽讀《王船山遺書》，得悟道器一元，幽明一物。全道全器，
原一誠而無幻，即幽即明，本一貫而何斷？天在人，不遺人以同天。
道在我，賴有我以凝道。斯乃衡陽之寶筏，洙泗之薪傳也�！�
民族信仰的建立，其目的是確立民族道德，培植民族自信，崇仰
先祖精神。是什么將民族聯系起來？是愛。沒有對民族先祖的認可與
愛，民族無以聚合。忘記、否定先祖，民族之愛必會減弱，民族聚合
必將失去最重要的精神內核。
我們不主張神道設教，但主張對民族有一種類似宗教勝乎宗教的
民族信仰。正是從這個意義出發，現代許多文化前輩都主張對本國歷
史、文化與先祖抱誠摯的溫情與敬意。他們向國民解釋，熱烈的信仰
總與火灼的激情相隨，民族信仰所激發的愛國熱情，將會爆發無可估
量的物質力量。
發揚民族信仰乃可求得團結國人、對外一致的精神武器。一個民
族要有組織力。戰時要有組織力，戰后經濟競賽也要有組織力。
最大的組織力是什么？不是制度，不是法令、不是懲罰、不是金
錢的刺激，而是民族的信仰心。在國與國的競賽場，沒有民族信仰，
“個人”參賽，或許會贏，“團隊”入場，必然出局。不要說打仗
（“兵戰”與“商戰”），即使是一場球賽也會輸（譬如足球）。
世界民族的競賽既是武器與財力的比試更是民族組織力的比試，
是民族信仰力的比試。此正如戴季陶所說：人是要生存的。打仗是殺
人的事情。在戰斗中人人都知道軍令是絕對必要的。但一旦失卻了信
仰，發命令的指揮官自己也可以逃脫。受命令的人更可能全場嘩變。
“讀《揚州十日記》的人該曉得那時五百個滿洲兵斷沒有屠殺揚
州的能力。讀《桃花扇》的人看到四鎮兵哄的時候，該曉得失去了信
仰的命令不過是等于爛紙堆里的臭八股。”
中日甲午戰爭，軍力大體相同，中國敗戰非敗于“物”，而于
“心”。一代將盡，先亡者是其氣數，是其信仰，是其民族心魂。有
清將亡，九州中國可嘆已少“信仰”可語，國人精神已經渙散，一切
命令皆成爛紙。
正因為如此，當胡適學派以反對“崇古”與“迷信”為理由，對
中國先祖作存疑與否定態度時，錢穆等人立表異義。
他在《國史大綱》一書中說：“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，則對近人
極端之懷疑論，也應稍加修正�！备髅褡鍤v史，無不從追記而來，故
其中斷難脫離“傳說”與帶有神話之部分。若嚴格排斥傳說，則古史
即無從說起。且神話有起于神話之后者（如先有關羽之傳說，而漸變
成神話。）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（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于陳壽
三國志）。
他強調，要斷某傳說是假說偽造必須拿得出相應證據，不可無據
而臆斷某傳說某古史是假造。懷疑古史，理由是某些古史（包括傳說）
無確實考古證據。
然而反過來，說某一古史與傳說屬假造，也同樣要有證據，“欲
排斥某項傳說，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”。錢穆說，有時驟視兩
傳說確是相反，不能并立，也不可輕作否決，“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
新的解釋”或許可以得到一個“新鮮之意義與地位”。
他在編寫《國史大綱》時，提倡“國民當知國史”，確信知“國
史”方能建“信仰”。他說：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，尤其是自稱知識
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，對其本國已往歷史，應該略有所知。否則只算
是一有知識的人，不能算是一個有知識的國民。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
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隨一種對于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。否則
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國史，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。所謂對其本國已
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，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
的虛無主義。
顯然，我們在說到信仰時候，一定要注意提倡建立民族的信仰。
現代化是民族的現代化，離開民族的聚合不僅在“兵戰”中戰敗，也
將在世界的“商戰”中失利。要做到民族的聚合，民族信仰的建立須
臾不可忘記。要建立民族的信仰，要對中國的歷史、語言與一切有益
的文化持一種“溫情”與“敬意”，要對祖宗先賢持一分景仰與禮敬。
無有對祖宗先賢的景仰，對歷史語言文化的景仰，我們將陷入民族虛
無主義的泥沼中去。民族信仰建立不起來，中國文化的建設只是不切
實際的空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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