茅廣軍死了。9月14日，中科院高能所28號樓下，茅廣軍的尸體被人發(fā)現(xiàn)。之后，警方排除他殺。很多人難以相信，這個人緣極好，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，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。36歲的茅廣軍，不獨是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后，而且是德國洪堡學者和日本STA學者，在32歲時就成為了正研究員。（據(jù)9月20日《新京報》報道）
死者為尊，即便茅廣軍的心理真有什么缺陷，我也不擬探究（且無實據(jù)）。根據(jù)新聞的透露：茅廣軍的人生失意有兩端，一端是婚姻的破裂，前妻不辭而別的出走，對于其前妻如此的不負責任，必須予以譴責；但更令人不能容忍的一端，是體制的壓迫，是中科院人事制度安排對于茅廣軍心靈空間的擠壓，--“中科院三年一次的考核，茅廣軍沒有通過被解聘，據(jù)說是文章數(shù)太少了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讓他把房子交回，并一年內另找單位離開。”
一個學者學術水平的評價，確實一般是要看文章。但是要看，也得首重質量，數(shù)量的作用究竟又該放在怎樣的一個位置呢？
我們且看國外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？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在《衡量學術的困難》一文中談到：“一九六八年，我在芝加哥大學作助理教授，問大教授D.GaleJohnson關于升級的衡量準則。該大學的經濟系當時是世界之冠，升級單論研究成就，不論教書教得怎樣。我問：“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級？”答曰：“據(jù)我所知，從來不計多少。”再問：“發(fā)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？”答曰：“從來沒有想過。”再問：“多取幾個名銜怎么樣？”答曰：“沒有誰管你的名銜。”“沒有博士也可升級？”“當然可以。”我再問：“一篇文章也沒有發(fā)表過，可以升級嗎？”答曰：“可以的。”我逼又問：“連文稿也沒有一篇，也可以升級嗎？”答曰：“那會比較困難，但要是你能多說話，表達你的思想，若夠分量，升級單靠口述是可以的。”到最后，我問：“那由誰決定呀？”答曰：“我們這些正教授。……”
實則在建國前的中國現(xiàn)代大學，也遠不乏這樣的事例。1925年，清華大學籌辦國學研究院，擬聘四位導師。梁啟超先生向曹云祥校長舉薦陳寅恪先生。
曹問：他是哪一國博士？梁答：不是博士，連學位都沒有。曹又問：他有什么著作？梁答：只有數(shù)篇論文，未輯成書。曹說：既不是博士，又沒有著作，這就難了。梁火了，說：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，論著作可算是等身了，但我的全部著作還不如陳寅恪寥寥數(shù)百個字有價值。接著梁又告訴曹，柏林、巴黎諸大學幾位知名教授都推崇陳寅恪的學問，清華不請，外國大學也會請他。曹云祥聽了，這才登門禮聘。最后，陳寅恪先生不獨成為赫赫有名的“四大導師”之一，即便是國學研究院解散之后，也是清華唯一的文史兩系雙料教授，被譽為“教授中的教授”。
但是茅廣軍的學術水平終究如何，在茅廣軍的去留這個問題上，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對茅廣軍“很滿意”、“你們送的學生如果都和茅廣軍一樣棒就好了”的評價是說了不算的，茅廣軍的導師卓益忠先生“研究方向發(fā)生了轉折，成果不可能出來得太快”的解釋說了也不會算，茅廣軍先生的師弟顧建忠先生“茅廣軍一直是拔尖的人物，理論功底極扎實，而且喜歡挑戰(zhàn)國際性的難題。茅廣軍在德國法蘭克福做了2年零3個月的洪堡學者……洪堡學者競爭很激烈，而且期限一般是一年多，除非特別優(yōu)秀，擔當著非常重大的學術課題，才可能延長到兩年以后。”的評價說了更不會算。
那又是誰說了算呢？
是官僚說了算，依附于官僚的犬儒，就是中科協(xié)主席周光召先生前曾指摘的“科學官”說了算，官僚和依附于官僚的犬儒“合謀”之下的不合理的所謂制度說了算。
我們總在說，要尊重知識分子。但是對于知識分子的尊重，并不能止于房子、車子，票子。這還太膚表，還遠遠未涉根本。只有做到對于知識分子主體性的充分尊重，才是對知識分子真正的尊重。所以，學術領域的事，必須由知識分子說了算，知識分子基于科學精神的制度安排說了算，必須在學術領域做到真正的知識分子當家做主。而不能讓知識分子成為官僚制度的附庸，或者在官僚制度的壓迫下，出走或是逃避。
所以，我認為，陳丹青的出走，賀衛(wèi)方的罷招，以及茅廣軍之死，是一個連續(xù)性事件，有著體制壓迫的共因。盡管這個共因，未必就是茅廣軍之死的直接原因、主要要因。但無疑，對于茅廣軍之死，起了助推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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