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 2000-12-26 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教授周其仁
●傳統教育家不夠用
學校“產出”掌握基礎知識的學生，可是學生擁有基礎知識的質量難以考核，因此，評價學生考核質量的教育專家系統不可或缺。
孔夫子早在２０００年前就專門“游教”辦學。傳統教育家一面“生產”可以教學生的知識，一面又“評價”學生掌握知識的質量。這樣一個“自產自評” 的專家系統，靠什么保證可靠性呢？
孔夫子是被尊為＂圣人＂的。我們不妨有理由相信，他一定非常愛惜自己的名聲，能夠自律，決不會將考核學生的“評價權”廉價地出售，也不會因為控制了“評價標準”就輕而易舉地減少教育努力的付出。
但是，靠圣人辦學的規(guī)模總是非常小的。等到教育成為普遍的“行業(yè)”，就需要教育專家系統發(fā)生更復雜的分工，演化出種種機制來分擔考核學生質量的費用，減少考核出錯。
●專家系統考核學生質量
一個教育專家系統其實是蠻復雜的。有多少“有關方面”參與考核學生質量之事？教師，學校，政府教育行政機關，社會輿論，以及聘用學生的“用人單位 ”。即便這樣一個“多環(huán)節(jié)”的專家系統仍然遠遠不足以應付局面，實際上還需要許多其他“看不見”的組織和機制來支援。
●防止教師出錯的機制會出錯
第一環(huán)節(jié)是教師。老師的功能可不是單單教書，而且要負責考核學生。教育的一項有趣性質，就是“教的”與“學到的”不是一回事。
自古以來，同級同科的學生，不會因為繳納了同樣的學費，用了同樣的課本，上同一位老師的課，就“學到了”同樣的知識。學生個人的努力、勤奮、悟性和靈氣，對于知識資本的積累從來有著重要的、甚至決定性的影響。所以，老師光“教書”不行，還要負責為學生“打分”。老師因此成為考核學生質量的第一顆“定盤的星”。
不過，教師的考核是可能“出錯”的。
專業(yè)水平不夠，自己肚子里的那桿秤就是錯的，拿來量學生，怎么能不出錯？
另外一種情況，多交臘肉的學生，錯了也是對；少交的再對也是錯。那就是在職業(yè)道德方面出錯了。
為了防止老師的考核出錯，有許多傳統的機制。比如，“老師資格”的獲得，要通過競爭性的考試；各種專業(yè)教師協會，提供“同行評議”；同學、家長和社會各界對于老師的操守，有非正式的“口碑”和正式的評價機制，等等。
但是，這些都是輔助性的措施。
當年北大校長蔡元培，要是完全靠“評議”來選北大教授，怕無緣取得“兼容并包”、廣召天下怪才的成就吧？靠同學或輿論來評老師，也不一定靠得住。慧眼不識英雄的事情，是可能發(fā)生的。像１９９１年香港大學的學生們把張五常 “選”為“最劣教授”的事情，難道不是一個教訓？
●教師人力資本的產權是基礎
另外一面，一位教師是不是很好地履行考核責任，也是很難加以識別的。但是，教師“打分數”“下評語”的大權在握，什么人有資格使用這個“權”，有什么激勵機制和制衡機制防止老師考核出錯。這一套問題，絲毫不易于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。
比較“經濟性”的問題是，要較高的老師考核質量，首先要較高的教師質量。為此，至少要給教師的質量定一個合適的價吧？謝泳在他那篇《過去的教授》的出色文章里引證，梅貽琦時代的清華教授，月收入３００-４００元，最高５００元還加一幢新住宅，講師１２０-２００元，助教８０-１４０元，一般職員３０-１００元，工人９-２５元。
我想當年的梅貽琦不會沒有預算的壓力，他開出來這個價，總是覺得非如此不能聘到一流人才來清華任教。有了這個價碼，當清華教授的競爭才能達到一定激烈的程度：沒有當上教授的，爭而當之的經濟意義明了；當上教授的，一旦被發(fā)現出錯的經濟代價也一目了然。
我的看法，無論幾百元，給教授的薪水里都應該包含了教授考核學生質量這樣非常難以監(jiān)督的工作努力的市值。基礎是什么呢？就是教師個人的人力資本（包括名聲）的產權得到充分承認，而教師人力資本的產權是學校聘請教師合約的一個基礎。
●憑“良心”不如靠制度
要是教師人力資本的產權殘缺嚴重，知識不值錢，名聲不值錢，那么這位教師履行考學生質量的職責就只好憑“良心”了。但是，當一個社會形成這樣的風氣，寧愿把資源花費在賄賂考官、而不愿用來提高教師所得的時候，教師要維持＂良心＂的代價是不是也太大了一點？這種情形下，考核學生質量的教師環(huán)節(jié)，從制度來分析就靠不住了。
有關報道中講的那位監(jiān)考先生眼看大量考場作弊不聞不問，甚至參與策劃并提供方便和保護。人們當然應該譴責這位監(jiān)考先生的失責和敗德。但是還有一個問題也應該問一問：我們這個社會有沒有為監(jiān)考先生們的不失責不敗德付出一份相應的費用？
●學校品牌確保考核質量
教師環(huán)節(jié)“失守”，考核學生質量的責任就向學校轉移。學校，應該是防止老師考核出錯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。我想過學校制普行天下、而“教師個體戶” 在古今中外都沒有經得住“生存檢驗”的原因。我的理解，除了其他方面的規(guī)模效果之外，“防止個別教師考核出錯”，應該是學校制度勝出的主要原因。
這里的學校，就相當于市場里的企業(yè)。聘任什么樣的教師、怎樣組織教學、如何激勵并監(jiān)督教師行為、校正教師可能的考核出錯，都是學校的責任。自古以來，學校講究牌子可不是沒有道理的。學校品牌的主要市值，是保證對學生的考核出錯最小，從而節(jié)約社會挑選學生的信息成本。
●學校本位培植長期傳統
悖論在于，學校發(fā)出不實文憑和假成績，在短期內可以提高高考率、就業(yè)率甚至“出售文憑和成績單的所得”。只有從長期看，才可能對學校的名聲產生壞的影響。這里所謂的長期，就是不實文憑和假成績被發(fā)現的期限。
由于基礎知識的質量識別非常困難，學校培養(yǎng)的人才究竟是不是實至名歸，那是要經過多少年以后才能被市場“看”明白。“百年樹人”是有道理的。否則天下名校中最負盛名者，為什么不足百年的幾乎沒有？這就是說，教育品牌的形成比起一般商品的品牌，需要更長的時間。因此，學校必須有足夠的動力關心其長期名聲，才能頂住增發(fā)不實文憑和假成績等等短期獲利的誘惑。
但是，學校為什么要關心長期名望？想來想去，“學校本位”是一個基礎。也就是說好學校像一家好公司一樣，必須是一個長期的合約，通過長期行為才能積累聲譽、培養(yǎng)傳統。
如果學校本位體制被打破，成為行政機關的附屬物，學校代理人的產生基于行政官僚的任命，誰有足夠的動力來對“學校”的長期行為負責？相反，學校代理人通過自己手中的權力，牟取當期收益，不是更為順理成章嗎？
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根本問題是重建學校本位。我的記憶里，上一屆人代會就有人大代表提出“學校本位”問題，如同２０年前經濟學家蔣一韋呼吁“企業(yè)本位”一樣。問題是，有誰在聽嗎？
●政府教育行政機關靠不住
學校“失守”，那就由“管學校”的政府教育行政機關來負責考核學生質量吧。事實上，現在各地報道的考場作弊和其他環(huán)節(jié)的丑聞，恰恰多發(fā)生在教育行政機關直接管轄的范圍內（考場一般由教育行政機關直接管理）。
我是到了北大任教，才知道連北京大學的學生文憑也是要蓋了國家教委的官印才算“正式”這回子事的。可是，國家教委怎么可能考核北大的學生呢？教委的公務員們就是全心全意，也不懂那么多專業(yè)；就是懂全部專業(yè)，也忙活不過來。
現在的實際情況是“事權分離”：所有教育事務的審批權力集中在教育行政部門，但“具體事情”還是要學校和教師來做。這是最傳統的國有企業(yè)體制了。所不同的是，國有教育體制的“虧損”不是反映在財務帳面上，而集中反映在教育質量，反映在學校名牌、教職和文憑的貶值。無論如何，指望由“學官”來解決考核學生質量的難題，靠不住的。
●用人單位依靠學校和教師
那么，考核學生質量的重任就全部落到“用人單位”一方的肩上。用人單位對于所要用的專門人力資本，具有更多的專家經驗。但是，對于支撐應用專門知識的一般性知識或全面性的素質，用人單位的專家經驗就不一定夠用。因此，在一個成熟的知識市場里，學校教師的專家經驗和用人單位的專家經驗，在識別學生質量時是分工合作的。
ＩＢＭ到名校去挑尖子學生，然后再通過公司的培訓和考核。到了我們這里，“上游生產過程”在考核學生質量方面的節(jié)節(jié)敗退，用人單位就十分吃緊啦。學校“文憑”和成績單不能提供可靠的識別功能。要挑選能力更強的學生，就只好由用人單位來支付幾乎全部的信息費用了。
現在辦學機構要籌經費，希望公司商號解囊協助，不能如意，以為問題在于中國缺乏對于教育捐款的免稅制度。我的看法，問題沒有如此簡單。哈佛大學每年得到的巨額贈款，其中一部分就是用來保持哈佛名聲的。你要問哈佛的名聲對捐款者有何用？我想至少其中一個用途是，用人單位可以節(jié)省挑選學生的成本。
●“公家”單位的人事政策有責任
當然，“用人單位”究竟是不是真正要挑能力更強的人？我的看法，大量“ 公家的”地方并不真正在意選用人的本事。比較聽話一點，報上去“好看”一點，是不是關系戶以及能不能搞關系，可能占據更大的權重。此等劣質需求，日復一日刺激劣質供給。
舉國泛濫的“濫用文憑”潮流，公家“用人單位”的人事政策恐怕要負相當責任。報載前江西省副省長、因為貪污被槍斃的那位胡長青生前雇人購買了偽造的假文憑，不知道那張“文憑”對于他走上高位起過什么作用。胡某就地正法已經多日，到現在也沒有看到誰對這樣的臭事負責。作弊可以“中舉”，假文憑可以謀職，苦讀寒窗的豈不是都成了傻瓜？
●治本之策是政府“退出”和界定產權
好了。考核學生質量的專家系統的可靠性，現在差不多就剩下兩個支撐點。其一，那些受到市場競爭壓力要對挑選人才承擔最后責任的“用人單位”，希望挑選到真正能力強的學生，并為此承擔考核費用。其二，殘存的好的學校傳統和教師的“良心”。但是，靠這兩點是否敵得過假文憑泛濫之潮流？看來蠻困難的。
特別的困難是：用人單位面對的是畢業(yè)的研究生或大學生，而大量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的學生質量考核，特別是中考、大考這樣被看作“一考定終身”的環(huán)節(jié)，用人單位的作用就不管用了。因此，高考考場里發(fā)生的問題，不是“嚴加監(jiān)管”就可以解決的。好比把樹砍了，把草皮也挖光了，水土流失一旦發(fā)生，只靠修壩就不一定管用了。
治本之策是，政府退出直接的學生考核過程，把精力集中到界定學校本位和教師產權，同時開放辦學的市場競爭。無論如何，考試作弊、真文憑貶值而假文憑泛濫的地方，就是ＧＮＰ每年翻番也不好自稱現代化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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